钱凤对于战局的分析,确实是正确的,但对陶侃的策谋,他却毫无所查这也正常,在情报并不完善的前提下,他若还能事事料敌先机,那简直都不是千古名将,而是妖人了,况乎钱士仪即便名将、名参谋也还算不上呢。
与钱凤考虑的正好相反,陶侃就担心柴桑水军先发来攻,而王敦迟一两日落于其后。因为他自知水面作战,己军要弱于晋军,则即便能够先摧破沈充、王应,歇不一二日便要以受损之船再迎战王敦,胜算实在渺茫啊。
这不比在陆地上,从武昌到芜湖,千里之遥,我先胜一场后有充足的时间休整船行顺流而下,那可是快得很的。
因此陶侃事先便在从柴桑到芜湖之间的长江北岸,密布堡垒,以狼烟作为讯号,随时汇报敌军的动向。当听说先从武昌方面开来无数大船,复汇合了柴桑水军,一并东下后,陶士行不禁仰天而笑:“此天佑我华也!”
他这时候正在芜湖跟沈充对战,但是沈士居纯取守势,水陆相互策应,防御得极为严密如其先前所言,要为王敦阻遏华舟十日,看起来是完全办得到的。只是陶士行也并没有全力攻打,他要等的正是武昌方面的晋军水师主力。
若不先摧破武昌的舟船,即便我打垮了当面之敌,直取建康,又有什么用呢?王敦数日后便将浩荡来援,而我军才能渡过多少去?真当建康彻底不设防,轻松可下哪?邓岳可还守在石头城呢。
当即下令,燃烽,依计而行。
再说王敦会合了王应,有楼船二十余艘,蒙冲、斗舰数百,其余走舸、小艇千余之数,这甚至有可能在整个世界上,都属于排位前三的水面力量若论江河之军,则必居首位。
但这并非空前想当初东吴御晋之时,据说在长江上有大小舟船约五千艘,乃是自汉末荆、扬相争以来,将近一个世纪,陆陆续续积攒起来的。而等晋灭吴后,南北统一,不必要再在长江上维持那么强大的水面力量了,战船遂逐渐毁弃,要等王敦南渡后,才重新收拾、整顿,前后不过十来年,加上物资相对匮乏,乃不能恢复东吴极盛时之貌。
然而,以之对敌华人的巢湖水师,已是绰绰有余。
王敦原本对王应、沈充联手,且前后夹击,摧破巢湖水师,便有一定信心,但钱凤规劝他,且不说王应、沈充之能,未必是陶侃的对手,即便狮子搏兔,也当用尽全力啊。唯有合兵东向,才有必胜之算,否则万一前军遭受挫折,导致建康危殆,再懊悔就来不及了。
尤其是武昌的水师主力,东行则可左右战局,西进却作用不大。要知道荆州的膏腴之地,皆在江北,虽有汉水纵贯,终究浅窄,不便楼船驰骋。荆襄之地用兵,必须水陆相配合,而咱们虽在水面上占据绝对优势,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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